1988年，郑州一漂亮女子被两名壮汉强行塞进出租车内。趁车子急刹时的惯性，女子猛掐司机后腰，不料，当司机回头，竟看到姑娘的脖子上架着一把匕首！

1996 年冬末的郑州，天寒地冻。国棉五厂幼儿园里，空气冷得像结了冰，连孩子们的呼吸都带着白气。

二十八个小孩缩在墙角，小身子抖个不停，眼睛直勾勾盯着门口 ，一个浑身绑着炸药的人堵在那儿，把唯一的出路封得死死的。

谈判专家站在一旁，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，根本不敢轻举妄动。现场指挥员快速扫过全场，目光最后落在一个穿警服的女人身上。这人名叫王玉荣，当时已经是分局副局长，鬓角也添了些白头发，看着就沉稳可靠。

她没多说话，慢慢推开那扇被吓得发抖的门，脚步很轻地走进去。孩子们眼里的惊恐渐渐淡了些，看着她就像看到了能依靠的屏障。

没过多久，三声枪响打破了寂静。歹徒被制服，身上的炸药也没爆，孩子们平安无事。没人留意到，王玉荣后背的警服早已被冷汗浸透，结案报告上只简单写了 “果断处置” 四个字，轻描淡写带过了这场凶险。

时间往回推十三年，那是 1983 年的一个夏夜。郑州火车站广场的霓虹灯亮着，把来往行人的影子拉得又细又长，看着有些怪异。

那段时间不太平，三个外地来的女人接连失踪，后来她们的尸体陆续在黄河滩被找到。前后七条人命，像七块沉甸甸的石头，压得专案组每个人都喘不过气。

局长在会议室里气得把茶杯都摔碎了，声音透着焦急：“必须有人去当诱饵！” 这话一出，会议室里瞬间安静下来，没人敢应声。大家都清楚，这活儿有多危险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角落里传来一个清亮的女声，打破了沉默。说话的正是王玉荣，那年她刚满二十岁，才当刑警不到半年，还是个新人。

她心里门儿清这任务的风险 ，要面对三个带刀的亡命徒，身边没有战友支援，手里也没有武器，就只带了一部不敢开机的内线对讲机，全靠自己周旋。

同事们凑了件碎花裙和一双高跟鞋给她，她还戴了顶假发，勒得头皮发紧，很不舒服。出发前，她在单位食堂匆匆吃了一碗凉皮，然后把自己的警服仔细叠好，锁进了铁皮柜子里。

出租车载着装扮成落单女旅客的王玉荣，慢慢驶入夜色里。那一刻，她想起了自己五岁那年的冬天。

那时候局势动荡，父亲被人挂着黑牌游街，母亲后来咳血去世，家里只剩下一间九平米的小棚屋，她和四个兄妹挤在一起，有时候只能分吃一块咸菜过日子。

那些年吃过的苦、练出的韧性，此刻全都派上了用场。她学会了从对方眉梢的小动作，判断是不是起了疑心；用眼角的余光悄悄打量周围，在心里记下逃生的路线；就连出租车司机后腰肌肉的动势，都暗暗记在脑子里。

就这样过了三天，到了第三天凌晨两点，危险终于找上门来。一个黑影突然冲过来，铁钳似的手紧紧扣住了她的左臂，一把冰凉的刀子贴在了她的喉结上。

出租车司机猛地踩下刹车，惯性让刀刃往旁边滑了半寸，给了她一线生机。

最危险的时刻，王玉荣的右手快速伸出，像精准的钳子一样，按住了司机后腰的一个穴位。这个穴位她观察了二十年，知道这是职业司机最容易抽筋的地方。

司机疼得大叫一声，猛地撞开车门冲了出去，嘶吼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。

埋伏在附近胡同口的战友们听到声音，立刻冲了过来。与此同时，王玉荣已经用肘部狠狠撞向左边歹徒的太阳穴，趁着对方发懵的瞬间，一把夺过了他手里的刀，反过来制住了对方。

匕首的寒光下，三个歹徒全都瘫倒在地，她的碎花裙摆上，沾了不少血污和尘土。

第二天，当地的小报登了一条简短的消息，标题是 “女警智擒三凶”。没人知道，王玉荣回到分局后做的第一件事，是去门口的小店买了一双五块钱的塑料拖鞋，换下了那双磨得脚疼的高跟鞋。

柜子里至今还留着那张拖鞋收据，皱巴巴的，就像她当时攥得紧紧的拳头。

从最初的法警到后来的分局副局长，二十多年里，她保养枪械的记录从来没有间断过，一天都没落下。可惜天不遂人愿，2009 年春天，癌细胞慢慢侵蚀了她的身体，她还是走了。

后来战友们整理她的遗物时，年轻警员在她的刀鞘里发现了一张字条，上面写着简单的一句话：“别学我当英雄，要学我系紧鞋带。”

如今在新警训练营里，教官总会拿出那把锈迹斑斑的匕首，给新来的警员们看。教官会指着匕首说，刀柄上没有留下指纹，但上面的每一道凹痕，都是最珍贵的教材。

阳光透过证物室的玻璃照进来，落在刀刃上，映出无数个挺直的脊梁。

那些年轻的警员都明白，有些危险的路，他们或许不用再走，但必须记得，是谁用自己的脚步，焐热了曾经冰冷的土地，为他们铺好了前行的路。正是有了王玉荣这样的人，才有了我们安稳的日子，这种坚韧勇敢的精神，会一代代传下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