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把绿萝养在窗台最亮的位置，叶子宽厚油亮，水珠在叶脉上打滚。那盆植物活了三年，比她前一段婚姻还久。

霞姐今年三十四，北京朝阳区跑单的女骑手。腊月十六那天，她刚送完最后一单——一份加麻加辣的冒菜，送到国贸一栋玻璃幕墙写字楼的28层。电梯里照见自己：头盔压出的红印还没消，睫毛上沾着一点没化开的雪渣，工装袖口磨得发白，但指甲剪得整整齐齐，左手无名指上没有戒指。

她没回山东聊城的老家过年。不是买不到票，也不是忙得走不开。是去年除夕，她拎着两箱苹果和一盒阿胶站到翻新过的院门口时，弟弟抱着孩子迎出来，笑着指指屋里："姐，妈说你睡客厅沙发就行，弟媳带娃，主卧得留着。"

那晚她躺在沙发上，听见父母卧室传来电视声音，弟弟一家在次卧哄孩子睡觉，婴儿哭两声，又很快被哄住。她盯着天花板上的灯影，直到凌晨三点。第二天一早，她把没拆封的阿胶留在茶几上，退了返程高铁票。

其实她十五岁就出了那个县城。初中毕业，跟着同乡坐绿皮火车来北京，行李袋里装着两件校服、一本物理课本、还有她妈塞的三十块钱。之后十三年，她卖过眼镜，在簋街后厨洗过三天盘子，干过半年房产中介——带客户看房时总被误认成客户本人，因为穿得太干净，笑得太快。

二十出头那会儿，家里电话催得紧。"女大不中留"，她记得爸在电话里叹气，像叹一口陈年烟灰。她跟那个自称做建材生意的男人领证那天，男方没带婚纱照，只带了一张欠条复印件，她当时没细看。婚后才明白，"建材"是别人工地的旧模板，"生意"是几万块高利贷滚出来的窟窿。三年，离婚协议上写着23.7万元共同债务——她签了字，也签掉了自己对"家"最后一点模糊的指望。

2020年春天，疫情封城最狠那会儿，她咬牙掏空积蓄买了辆二手雅迪，后座绑上保温箱，穿上那身明黄色工服。刚开始连导航都不会调，有次送错六次，客户打电话来骂，她站在西大望路风里，口罩湿透，没挂电话，只说"我马上重送"。

现在她租在三环外一个老小区的平房，四平方米，月租1300。床窄得翻身要侧着，墙皮掉渣，冬天窗缝钻风，夏天屋顶铁皮晒得烫手。可她每天回来第一件事，是把工装挂好，拧开热水壶烧水，泡一杯浓茶，看窗外的树影从东墙挪到西墙。

有人问她图啥？她说："图我能自己决定今晚吃泡面还是煮挂面。图我哭的时候，不用擦干眼泪再笑。"

她手机锁屏是一张照片：雨天，她蹲在国贸桥下躲雨，头盔放在腿上，手里攥着没送出去的餐，但脸上没表情——不是委屈，是沉下来的那种静。